“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它所带来的灾难，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呢？那么，毛泽东为何要发动这场“大运动”呢？他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这场所谓的“大革命”，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目的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探求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毛泽东对党内和国家政治状况的认识发生了严重错误。他认为党内出现了敌对的阶级，中国共产党面临被“修正”的危险。

早在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以来的工作。随后，又召开了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制定出比较切合实际的调整方针、采取一系列措施，克服“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的经济困难。

毛泽东同意对经济实行调整，但他不同意处在中央“一线”领导地位的刘少奇等人对形势的估计，认为他们把“大跃进”以来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了。

这种工作认识上的分歧，开始被毛泽东上升到政治路线的高度来对待。他认为，这些分歧意见和做法，不仅是在中国推行社会主义理想的主要阻力，而且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必须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否则就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此后，毛泽东的注意力急剧地转向强调阶级斗争。如他后来所说的：正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些问题上，引起了他的“警惕”，并开始考虑防止在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不久，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系统地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厉言批评说，党内存在一种“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

随后，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63年2月，毛泽东又发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号召。

很显然，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就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前奏。

在随后开展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斗争的重点指向了共产党内部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

城乡的“四清”运动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左”倾方针指导下，人为的斗出了许多所谓的阶级敌人，斗出许多所谓的阶级斗争现象，反映到党中央、毛泽东那里去的“坏人掌权”、“整个组织都烂掉了”的情况越来越多。

毛泽东以这种错误的实践为依据，得出的结论是：农村政权有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里有一个相当大的多数，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文化艺术界的大多数已经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很多基层单位被走资派所把持，根子主要在上面。

于是，毛泽东越来越把注意力放在提防党和国家的领导层搞修正主义的问题上。

与国内“修正主义”问题“日益严重”的同时，国际上“修正主义”问题也在影响着中国。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浪潮。

1958年，赫鲁晓夫又提出要同中国联合建立潜艇舰队和长波电台，企图控制中国。这些现象联系起来，引起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国家出“修正主义”危险的警觉。

1959年12月初，毛泽东提出：要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此后，反和平演变、反修防修的战略任务开始形成。

1963年7月，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公开攻击中国。

中共中央为明辨是非，开始在报刊上公开答辩，陆续推出“九评”，从而展开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

同时，苏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撕毁合同、撤退在华专家、停止供应物资、追逼债款等，并在中苏边境大量增兵，直至百万，以大兵压境相威胁。

从1964年10月开始， 苏联不断制造边境摩擦，并愈演愈烈。1965年3月，苏联军警在莫斯科的大街闹市上公然野蛮殴打中国留学生，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拒绝派代表出席苏共第二十三大，中苏两党间的正式关系从此断绝。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停止派代表出席捷克、蒙古、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中国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共产党的关系下降到了一个较低的水平。

另一方面，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不断扩大、升级。1964年8月，美国制造了所谓“北部湾事件”，以此为借口，开始派遣飞机对越南北方进行空袭。随后，又连续出动海军、空军对包括越南民主共和国首都河内在内的北方各地狂轰滥炸，侵略的战火烧到越南北方，直指中国南部边陲。

国际局势的动荡，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紧张，使中国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公开的和潜在的侵略威胁、战争挑衅和军事压力。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坚持本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关系问题上考虑的中心。国际关系中的严重局面反过来又加重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内反对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机感与紧迫感的认识，从而加重了对国内的阶级斗争严重性和危险性的认识。

在当时的形势下，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上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避免修正主义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变色是中共核心领导层的共同认识。

后来被作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1964年9月会见冰岛客人时曾说：“社会主义国家有出现修正主义的经验，但没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防止出现修正主义的经验。我们现在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刘少奇表示了他对中国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出现和平演变的担心。而毛泽东则认为中国已经处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边缘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反击了。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向全党全民进行反修教育的通知，全国范围的反修防修运动迅速展开。在毛泽东的头脑中，修正主义的问题已经成为党内非常严重的政治现实。

1965年9月，毛泽东与一些地方领导人谈话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有可能出现，这是最危险的。”

同年10月，毛泽东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应该造反。”

毛泽东认为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用一种新的形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彻底揭发党和国家生活的阴暗面，把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种形式就是“文化大革命”。

之所以把这场“革命”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它是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开始的。这就是毛泽东发动这场“大运动”的动机！

综上所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当时，刘少奇和毛泽东有着共同的担忧，发动这场“运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来自外部环境。